“血可流，头可断，而工不能复！”凡看过电影《风暴》的人，对林祥谦这句英勇不屈、气壮山河的话语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电影《风暴》列入国庆十周年献礼影片计划。1959年电影《风暴》上映，该影片再现了林祥谦、施洋等共产党人带领工人群众成立工人俱乐部、举办工人夜校、开展罢工斗争的历史。

1923年2月4日，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2月7日，军阀吴佩孚悍然下令军警向罢工工人挥起屠刀，他们包围工会办公地点、工人宿舍，开枪射击，抓捕工人，酿成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共产党员、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同日被捕，被绑在车站电线杆上。刽子手砍一刀问一句:“上不上工？”林祥谦断然拒绝：“不上！”再问：“到底下不下上工的命令？”林祥谦坚决回答：“我早就说过了，没有总工会的命令，绝不复工！血可流，头可断，而工不能复！”林祥谦被砍七刀后壮烈牺牲，年仅31岁。

林祥谦被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2009年9月，林祥谦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有观点认为，林祥谦是有史可查的第一位烈士。在短暂的一生中，林祥谦经历了从帮口首领到中共党员、工会领导人的身份转变以及相应的思想转变，是那个时代颇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

帮口首领

据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福建英烈传略》载，1892年10月19日，林祥谦生于闽侯县尚干镇一个造船厂锅炉工的家里。经父亲林其庄求人“铺保”，14岁的林祥谦进入马尾造船厂学习钳工技术。在造船厂里，林祥谦性格耿直，多次与工头发生冲突，并且敢于为工友打抱不平。深为工头怀恨的林祥谦迟迟没有从学徒转为正式工。由于法国侵略者在中法战争期间的破坏，曾经在洋务运动中名闻四方的马尾造船厂日益破败，资本流失，设备老化，大批身怀长技的工人不能发挥作用而失业。

所幸的是，当时京汉铁路为马尾造船厂的失业工人提供了谋生出路。京汉铁路通车不久，由于京汉铁路是长江以北的南北大动脉，战略意义极其重要，因而清政府不惜重金从比利时手中赎回路权。清政府赎回京汉路权后，亟须大批技能较强，经验丰富的工人。马尾造船厂衰落后，京汉铁路的通车为马尾造船工人的再就业提供了机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马尾造船的工人拖家带口，千里迢迢地来到汉口谋生。

辛亥革命期间，京汉铁路是革命军与清军反复争夺的战略目标，大智门车站和江岸车站都曾成为战场。在长达40天的阳夏保卫战中，汉口地区的铁路工人大力支援革命军，把清军主力拖滞在武汉三镇，在辛亥革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清朝覆灭后，由于汉口地区的铁路工人在阳夏保卫战中牺牲较多，需要大批工人补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林祥谦于1912年初，离开马尾造船厂，来到硝烟刚刚散去的汉口。经妹夫周连成和几个福建同乡介绍，林祥谦被汉口江岸机器厂录用。

1912年冬，林祥谦返乡与同乡女子陈桂贞结婚。婚后，由于父亲林其庄被马尾造船厂解雇，林祥谦遂和父亲、妻子和二弟林元成一起到江岸谋生，家中只留下母亲翁氏。1917年，母亲翁氏病逝，林祥谦再次返回福建，料理完母亲后事后，就回到江岸，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家乡。

尽管远离家乡，但是林祥谦却以自己的品格和能力，以及在江岸工人中较高的声望，成为福建帮首领。包惠僧曾在武汉地区开展工人运动，与林祥谦有过密切接触。《包惠僧回忆录》中这样赞扬林祥谦：

“林祥谦烈士性格和善，对父母孝顺，对妻子亲爱，对兄弟朋友和睦友爱。他自奉甚薄，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一生没有穿过绸缎呢绒的衣服，也没有穿过皮鞋，自己虽然是这样节省，但每遇同乡同事有缓急之需，常典当衣物帮助人，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尤好为人打抱不平，每遇强暴凌辱穷苦人民，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虽花钱费力在所不计。”

可见，林祥谦能够成为福建帮的首领，是凭借本帮工人对自己的信任，而非凌驾于上的特权。而且，林祥谦本人没有对本帮工人进行盘剥，这可以从他贫困的生活状况看出来。

福建帮的“帮”，就是“帮口”，本质是一种以同乡关系为组织纽带的工人秘密结社。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指出，所谓帮口，是一种会馆式的组织，是下层社会群体“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这不仅是一种什么地方主义，而且是极残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近代中国工人大多是从离开土地的农民转变而来的，他们生活在城市的下层，既没有任何政治、社会保障，又缺乏像西方那样的现代工会组织，不仅要忍受资本家的盘剥，还随时面临着失业的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存资源便成为近代工人的迫切需要，但是单个的工人是无法抗拒来自资本家及其他方面的压迫和排挤的，因而工人的联合与互助就成为自发的需求。帮口这种富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工人结社就很自然地成为近代中国工人的互助团体形式。马俊超在《中国劳工运动史》中曾这样概括帮口的性质和运作特征：

“此是一种含有同乡性质之劳动集团，其目的完全在企图独占某一地方之某种劳动事业。惟此种性质之帮会，大多系既乏技能又无师徒关系者组织之，因其如此，设不藉同乡团体之势力以保障其利益，则其业务易为人所劫夺；故码头夫、搬运夫、矿工等之帮会组织，最为发达。几乎每一市区，甚或每一区之每一地段，以及每一矿山，均有严密之帮会组织，非其本帮，绝对不能羼入。盖此等属于地方性质之帮会，其最大之目的，即在领导其同行，占领劳动领域，防止外帮侵入……彼此不能越雷池一步；且数十百年来如一日，未尝稍变；倘有越界侵权之事，即以械斗闻矣。”

需要指出的是，帮口有别于帮会。帮口一般没有类似帮会那样森严的等级、严酷的帮规、复杂的礼仪以及外人难以详查的密语等，而是比较宽松，凭借同乡身份，就可以融入帮口。帮口和行帮也有所不同。行帮是以同业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主要是维护本行从业人员的利益，调整与本行有关的社会关系，行帮首领多系该行业的把头。但是，行帮往往由于从业人员的同乡关系，而逐渐和帮口极为相似。

武汉是近代铁路工人比较密集的地方。随着铁路运输量的增多，京汉铁路局在江岸车站设立了机修厂，修配机车和客货车辆。机修厂不仅从湖北本省招用工人，其他一些省份的工人也来到江岸机修厂谋生，其中以福建和长江下游省份的工人数量较多。由于尚无先进革命组织的领导，这些不同籍贯的工人自发形成不同的帮口，福建帮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帮口。

由于闽籍工人和随迁家属在生活习性和言语与当地人有明显差异，因此多居住在一条街道上，形成具有明显边界的生活空间，这条街道被人称为福建街。至今在武汉市江汉区仍然保留这一地名，只是居民已经不限于福建籍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已知的史实来看，江岸帮口之间的矛盾多系不同籍贯工人之间的个人矛盾，并未出现作为整体的帮口之间的冲突。从《包惠僧回忆录》记载来看，林祥谦与其他帮口首领的私人关系比较和睦。有一次，一个湖北籍工人的孩子患绞肠痧，却无钱治病。林祥谦闻知此事，立即典当了自己的棉被，换了三块大洋，给这个工人送过去。还有一次，林祥谦看到一个湖北籍的工人已经数日无米下锅，就把自己家中的十几斤米拿来帮这个工人渡过难关。可以看出，林祥谦的仗义行动并不限于同乡关系，这使林祥谦拥有了较高的声望和号召力，为江岸工会的组建奠定了良好基础。

工会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开展工人运动作为重要的工作之一。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教育工人的过程中，敏锐地注意到同乡关系在工人群体中的客观存在，故在其《宣言》中提出：“我们只能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劳动组合。”

帮口虽然具有小范围的互助性，但是从大范围和长期性来看，又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内部成员的复杂性以及不同帮口之间的矛盾等消极性、破坏性。显然，帮口如果不经改造，是不利于工人团结的，对工人运动的开展也带来负面影响。中共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例如，邓中夏曾注意到，帮口首领往往容易被封建把头所控制，他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明确指出：“（帮口）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其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总是头脑。”为此，中共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项英、林育南和施洋等曾多次深入江岸铁路工人群体，宣传工人阶级团结的思想，力图消弭帮口的隔阂。《劳动周刊》呼吁工人放弃省帮观念，集中力量与资本家势力对抗：“工友们，快快觉悟起来呵！打破以前错误省帮的观念，以阶级斗争的精神……向资本家奋斗夺取生产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针对帮口问题陈述了立场：“工人是世界上受压迫的人，也是创造世界的人。全世界工人都是一家，不应分帮分派；只有好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共同对付一切压迫我们的人。”

据《福建英烈传略》载，1921年12月下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中共武汉区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陈潭秋等，找到林祥谦、曾玉良等6名福建帮骨干，了解京汉路工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方针任务，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以及长辛店和郑州铁路工人组织俱乐部开展斗争的情况。陈潭秋的细致工作，使林祥谦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几天后，林祥谦又约江岸机器厂曾玉良等人，到中共武汉区委所在地，找到陈潭秋等人，向他们诉说江岸铁路工人的悲惨生活，汇报带有浓厚封建色彩和狭隘地方观念的工人各个帮口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及其对工人团结的不利影响，表达了追求解放的热切愿望。陈潭秋等人深入浅出地向他们讲解《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殷切期望林祥谦、曾玉良等带头克服帮口观念，把工人团结起来，组织江岸工人俱乐部。林祥谦和曾玉良等人激动地表示：一定要尽快把江岸工人俱乐部建立起来，作为团结工人、向敌人作斗争的指挥部。这次会见，陈潭秋送给林祥谦《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书刊，勉励他克服困难，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从此，林祥谦找到了领路人，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1922年1月22日，江岸工人俱乐部在老君殿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负责同志，以及京汉铁路各站和武汉各工团组织都派代表参加，江岸各工厂厂长亦应邀出席。会上，中共代表以《谁是工人之友》为题发表演说，项德隆、林祥谦、曾玉良等人当选为干事，聘请施洋为法律顾问。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举办工人业余夜校，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同厂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影响越来越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林祥谦也在艰苦的工作和激烈的斗争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1922年夏天，林祥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江岸工人俱乐部易名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会。由于林祥谦斗争性强，办事公道，赢得了工人群众的信任和敬佩，被推选为江岸分工会的领导成员，不久，又当选为江岸分工会委员长。

革命烈士

1922年1月，香港海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最终取得胜利，标志着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来临。在这一年里京汉铁路沿线各站先后成立了16个分工会。在全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的鼓舞下，京汉铁路沿线各分工会酝酿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并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

1月30日晚，林祥谦以江岸分工会代表的身份，同武汉30多个工会团体的代表一起，从汉口乘车前往郑州参加成立大会。2月1日，各地工人代表冲破反动军警的层层阻挠，步入会场，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为抗议反动军阀的暴行，总工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向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提出撤革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和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赔偿工会损失等五项要求，限其48小时内答复，否则，总工会将“于本月4日午刻宣布京汉铁路全体同盟大罢工”。

由于郑州地近吴佩孚的大本营洛阳，为了防止吴佩孚的进一步破坏，总工会同时决定转移到江岸办公。总工会还成立总罢工委员会，推选林祥谦、曾玉良等人领导江岸方面的罢工斗争，并以总工会名义发表宣言，说明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和成立经过，愤怒控诉吴佩孚的暴行，号召全国工人和同胞团结起来，反抗军阀的压迫。2月4日9时，林祥谦接到总工会开始罢工的指示后，立即下达罢工令。不到三小时，北起北京长辛店车站，南到汉口大智门车站的京汉铁路全线所有的客、货、军车一律停驶，2万多工人停止了工作。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

京汉铁路工人的壮举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极大恐慌。当时，直系曹锟和吴佩孚视京汉铁路为生命线，因而极度仇视罢工工人。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于2月7日悍然命令湖北督军萧耀南对罢工工人进行残酷镇压。

萧耀南秉承吴佩孚之意，派兵冲入江岸铁路工人棚户区，大肆屠杀抢掠。在剧烈的搏斗中，江岸30多名工人英勇牺牲，200多名工人受伤，林祥谦的二弟林元成惨遭杀害，酿成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林祥谦同日在同敌人英勇搏斗中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几十名工人。当天深夜，萧耀南把几十名被捕工人捆绑在江岸车站站台上，林祥谦被绑在站台东侧的电线杆上。

在军阀眼中，林祥谦已经不是福建帮的首领，而是一名工人领袖、共产党员。气势不减的林祥谦，断然拒绝复工，怒斥反动军阀的血腥罪行，壮烈血洒江岸……数日后，红色律师施洋留言掷笔，慷慨走上刑场。林祥谦和施洋等英烈为中国革命史谱下了工人阶级与先进知识分子并肩战斗的雄壮强音。

结语

近代工人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代表着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向，然而他们却无任何的社会政治保障，只得通过自身的努力寻求庇护，各种秘密结社应运而生，这种工人秘密结社只能在小范围和短期内起到有限的互助作用，而且存在狭隘性，在运作中很容易被封建势力把控，并不能真正保护工人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包括林祥谦在内的近代工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奋斗的方向，从而拥护共产党，坚定地跟随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林祥谦在党的感召教育下，从一名帮口首领成为共产党员、工会领导人，冲在捍卫工人利益、反抗专制军阀的斗争一线，献身革命事业。

请关注激流新号“纪卓阳”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中国工人秘密结社研究（1895-1937）”研究成果。作者梁家贵，系阜阳师范大学教授；作者孙昉，系商务印书馆编辑）